人間通訊社

朱斐-2

雖然我和朱斐居士對於某些事情的看法，有一些立場上的差距，但是我們不曾有過正面的爭執，至今五十餘年來，一直都非常友好。我不僅做了《菩提樹》的長期作者，甚至於有一些特殊的文章，不管用什麼筆名發表，都是先投稿給《菩提樹》。例如我以「摩迦」之名撰寫的〈國家公園與佛教聖地〉，就曾蒙朱斐居士替我在第一期發表；我翻譯日本森下大圓先生的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》時，序品也是交給《菩提樹》。

另外，我也幫忙他邀稿。像煮雲法師的《普陀山傳奇異聞錄》，就是我替他約稿的，後來結集出書時，我還寫了一篇長序。這一本書在台灣不只發行了數十萬份，甚至多達數百萬份，一再地再版，說它洛陽紙貴，真是一點也不為過。

乃至於我每次到台中弘法，受到慈善寺、慎齋堂邀請前往講經，座中也必定都有李炳南老居士和朱斐居士，甚至有時候晚間也還住宿到朱斐居士的府上。

因為與李炳老、朱斐居士的談話，都是有關佛法的信仰，談起來也就覺得很夠勁。可惜每次話題都只能局限在佛教的教義上，假如論及佛教的人事、事業，我們的意見就大不相同了。所以後來《菩提樹》在發行了幾百期後，或許也由於我的事業很多，他就交給了一位來自越南的，台北靈山講堂創辦人淨行法師（1934年生）接辦，而沒有說要讓我繼承了。

不過，在朱斐居士還未交出《菩提樹》的前幾年，我在南部建設佛光山時，為了給佛學院學生精神上的鼓勵，寫了一篇〈怎樣做一個佛光人〉，這是為「佛光山」的學生所寫，故名之為「怎樣做一個佛光人」。聽說他對我文中所述「佛教第一，自己第二；大眾第一，自己第二」等觀點相當認同，認為這豈只有佛光人要這樣做，所有佛教徒也都應該如此，所以在刊登時，還沒經過我的同意，就改為〈怎樣做一個佛教人〉。

承他的好意肯定，但是佛教那麼大，團體、宗派那麼多，我也不敢提出這樣的要求，只是在佛光的小範圍裡提倡。等於太虛大師過去「志在整理僧伽制度，行在瑜伽菩薩戒本」，他對於僧團的革新理念，從最初《整理僧伽制度論》中以設立八十萬教團的目標，到《僧制今論》中減為二十萬，再到《建僧大綱》說的四萬，到最後縮減為一座道場，創立「菩薩學處」。

我也是一樣啊，我哪敢要廣大的佛教徒都能聽我的意見，我只能要求佛光山的徒眾這樣想，並且要求他們這樣做到就好了。

當然，朱居士的想法也沒錯，但是我還是為彼此幾十年相處下來，在思想上的一點差異，感到很可惜。

朱斐居士除了創辦《菩提樹》，還創辦了菩提醫院，成就了慈光圖書館，可以說，當時台中佛教事業的發達，就是藉助李炳南居士的領導，和朱斐居士為教的信念所成就的。

後來，他移民到了美國，在我覺得，是應該要讓他「移民」到佛光山來的。只是那時我才開山，不具備移居的條件，當然也就無法獲得他的前來了。不過，朱居士這個人也有「只為佛教」的發心，並沒有想要佛教對他如何優待。再說，他是台中佛教蓮社人，當時台中佛教蓮社勢力很大，其實也就是在照顧他、庇護他了。只是，之後他不知何故，又從紐約跑到故鄉上海，大概是由於夫人鄧慧心女士去世，失去了老伴的男人，也就想到了故鄉吧。

他在大陸生活了多年，偶爾回台也和我小敘。但是那個時候，我正為了佛光山國內外的法務，忙得不亦樂乎，也就逐漸地疏於聯絡了。一直到現在，聽說他住在台中的一個養老院裡，已經九十多歲高齡。雖然他還是沒有來佛光山居住，但是有邀我前去看他，只是我因為法務繁忙，因緣尚未成熟。

由於朱斐居士也算是我的老友故人，尤其對台灣佛教文化有非常重要的貢獻，所以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，對於這樣一位同為宣揚佛教而努力的道友，不禁心繫念之，倍感懷念之至。

陳慧劍-1

佛教的青年居士中，與我同時代，共同為佛教打拚的，除了朱斐居士之外，就屬陳慧劍居士了。

陳慧劍居士，江蘇泗陽人，1925年生，一生更名多次，本名陳銳。早年，他曾以筆名「上官慧劍」在佛教的雜誌上發表文章，而「陳慧劍」則是他最常使用的筆名。

陳居士一生的著作有多種，例如：《寒山子研究》、《當代佛門人物》、《維摩詰經今譯》等。甚至於1961年，他的中篇小說著作《心靈的畫師》，也在我成立的台北三重埔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。

其時，因為我主編《人生雜誌》，非常注意佛教文化人的動態。所以，當我得知陳慧劍居士在花蓮一所鄉間的小學代課教書，兼任《中央日報》地方記者，加之於太太的護理工作收入有限，生活陷入困難時，曾一度邀請他到台北來發展。但他總是說：「如果沒有太太的護理工作，光靠他一個人打拚，是沒有辦法養家活口的。」因此他也就始終沒能北上。

一直到了1960年，那時候我主編《今日佛教》，最初是朱橋先生做我的助理，後來我發現他是編輯奇才，實在不忍埋沒人才，讓他再為我這一份小小的雜誌屈就，便鼓勵他到《幼獅文藝》去擔任主編。

當時《幼獅文藝》是救國團的團刊，刊物發行都在百頁以上，自從朱橋接編以後，擴大篇幅，充實內容，一時之間成為台灣雜誌界的龍頭老大。朱橋也因此在文化編輯上，奠定了崇高的地位。但是對我來說，人間佛教的推展則又缺少了一位人手。

雖然那時候《今日佛教》有八個社委，但是他們都只是掛名，甚少聞問，基本上還是由我一人獨自擔當。所以有時候雜誌出刊了，也只有我一個人賣命地從下午一直包裝到隔天天亮。經過了整整一日一夜之後，好不容易把幾千份雜誌都寄出去了，才好像了卻一件大事似的，稍稍可以鬆口氣。

尤其，那時因為我在宜蘭、羅東、頭城、台北、虎尾、龍岩等地都有念佛會，在高雄還有佛教堂，偶爾總要到場給予信徒鼓勵。乃至佛教文化服務處的出版工作，也由我負責策畫總編，所以對於《今日佛教》的發行，實在說，是力有未逮。而在這個時候，忽然間又少了一位助手，編務工作當然也就更加為難了。

後來，陳慧劍居士終於來到台北，有他幫我編輯《今日佛教》，我才得以兼顧其他佛教事業。但也或許是他在東部鄉間住久了，少了城市的歷練，格局並不大，只是一味地在一篇、兩篇文章上計較優劣，在發行的業務上，也就一直放不開手去發展。不過，我們還是能夠非常友好地合作就是了。（待續）